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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流变:从异化劳动到自然再到消费

发布时间:2022-07-29 16:08:24 来源:火狐棋牌首页 作者:火狐真人网址

  “异化”概念自诞生之日起便充当了考察“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有效工具。马克思在伊壁鸠鲁、黑格尔等人之后创造性地补充强调了“异化”的实践内容,确立了层次分明的“异化劳动”的学理体系,与内部矛盾理论、危机理论共同组成马克思辩证法的基石。以“异化劳动”为起点,形形的马克思主义围绕“异化”不断衍生新意,这与马克思“异化劳动”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无关系。

  作者简介:董琦琦,1981年生,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北京联合大学人才强校优选计划·百杰计划项目“新时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创新转化研究——以学科专业实践中的生态话语为探查对象”(BPHR2018CS04);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2批面上资助项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2017M621013)。

  马克思之前,包括伊壁鸠鲁、黑格尔等在内的与马克思具有重要关联的个人从不同维度对“异化”概念进行过界说。马克思之后,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团体着眼于不同视角继续围绕“异化”概念衍生新意,于是以“异化”为中心形成了集时间性与空间性于一体的错综复杂的知识系统。其中,由于马克思的突破,“异化”更是跻身为认知、诊断、反思资本主义社会表象和本质的关键手段与工具,与内在矛盾理论、危机理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马克思最成熟的思想成果之一,以上三者的转化关系在根本上是理解马克思及各式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尺标。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写道:“把马克思的理论划分为以下三个组成部分是很恰当的:I.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II.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规律的理论;III.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1]7他认为异化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是马克思世界观中发展得最系统的两个方面,“可以被看作马克思辩证法的支柱”[1]8。本·阿格尔称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保留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内在矛盾理论,相较于异化理论而言,他们对马克思内在矛盾理论的时效性提出更多质疑,并以此为契机丰富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本·阿格尔主张唯有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大修正,才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适应性,生态环境及其当代影响作为新问题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成熟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出现,换言之,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非随着内在矛盾成熟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危机必须为革命的工人阶级所认识且据以采取行动。因为矛盾只是描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善和为危机所制约的机制的逻辑及分析的范畴,并不确保社会主义必然到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揭示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矛盾化解之间的悖论性关系,从逻辑环节上讲,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必然使之瓦解,但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又蕴含着缓解危机的抗衡机制。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危机趋势及阶级斗争关系的分析是辩证的,理论和实践转化与否既是马克思的方法论区别于其他方法论的精髓,又是据以探查、反思马克思主义系列成果的关键参照。

  本·阿格尔还原了马克思的本真说法,并以此为起点对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诊断。他称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失败就在于将逻辑分析的矛盾与经验形式的危机、关于资本主义瓦解的逻辑必然性和经验必然性相互混淆,错误断定即使没有经验形式的危机趋势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也注定要崩溃,是决定论的典型。决定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萧条、失业率高、利润工资下降等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没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资本主义社会也会自动解体。这与马克思的辩证思想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成熟必须依赖有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酝酿,并使之显现为不同形式的危机,若非如此,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生的。20世纪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危机之间的关联是非常薄弱的,没有工人阶级的觉醒和行动作为有力保障,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动摇,正是因为这一缺失和不足,资本主义通过操纵由矛盾成熟定期导致的危机趋势来延缓自身的最终崩溃[1]9。

  与决定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相对应,法兰克福学派被本·阿格尔树立为意志论的典型。20世纪4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由于看到战后资本主义的重建而误以为资本主义已经解决了结构性矛盾,故不再考虑利用危机趋势进行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接受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但拒绝了马克思的内在矛盾和危机趋势理论及阶级革命的设想。本·阿格尔认为马尔库塞通过对马克思观点的重新阐释在发展新的阶级激进主义方面作出了努力,第一次超越法兰克福学派的悲观主义,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也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马克思危机理论的拓展开辟了道路。鉴于此,在溯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过程中,马尔库塞始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重要节点人物。

  经历了第二国际的失败,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质疑马克思理论的适应性,本·阿格尔不仅为马克思作辩护,而且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危机趋势及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转化关系等方面有理、有据、有节地解释了马克思被曲解的原因。换言之,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矛盾和危机转化关系的认知差别决定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不同派别的立场分流,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意志论或怀疑论或悲观论。前者不考虑现实经验条件,坚信资本主义一定灭亡;后者认为资本主义矛盾已经消除,资本主义能够永久延续下去。面对以上两种曲解马克思本意之立场,本·阿格尔以《资本论》为细读对象,洞见了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悲观论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一种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壮大的中间性立场。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存在各种形态,如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非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等,它们与辩证的马克思理论之间所暴露的分歧是根本的。在矛盾尖锐、危机严重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往往采取一种决定论的立场,认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当矛盾缓和、危机没有因为矛盾激化而发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转而采取非决定论的立场。前者将马克思主义降低成为富含宿命色彩的决定论,后者则明显流露出来一种悲观主义情愫。无怪乎本·阿格尔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危机出发革命的决定论与政治和谐及阶级和解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悲观论之间不断交替的历史。”[1]15

  从决定论到悲观论再到批判其缺失的中间态度,其实都谈不上对马克思的真正超越,其无一例外只能算作在马克思辩证法的三大组成部分基础上的局部性改造和发展罢了。正如本·阿格尔所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以转化关系为基础涉及三种理论,鉴于其富含开放性,故而为形形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保留了空间和余地[1]22。包括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形形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均是以马克思的矛盾理论、异化理论、危机理论为前提并实现了个性化的思想建构。第二国际的失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现象让质疑马克思理论有效性的声音不断响起,包括本·阿格尔、福斯特等在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立场坚定,他们不仅强调马克思预言具有严格匹配的历史条件,而且追究探查误读马克思的各种原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纵向梳理和横向甄别之间有力证明了马克思理论不受时空秩序影响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指出,自由是人类本质在其外化活动中的实现,异化乃是对自由的否定,人无法从事自我实现的活动,异化作为自由的对立面而存在。马克思发现在私人占有并支配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由于屈从资本家所操纵的雇佣劳动制度而被整体性地异化了,工人无法自由外化其本质和对世界的意图,生产方法的进步和利润不可避免的下降迫使资本家解雇工人,这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必将诱发危机,激化工人阶级走向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走向停滞。意识到自身解放可能性的工人是克服异化的原动力。

  社会学家往往从政治和伦理价值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性给予批评,马克思赋予自身特殊使命,认为其有义务向工人阶级预见并揭示解放及变革的可能性。资本主义的御用社会学家基于资本主义的状况推断出来的所谓“永恒法则”,在马克思看来,是将资本主义法则同人类所有的社会形态法则相混淆的阴谋,制造了一种“虚假意识”,目的在于规训工人阶级放弃改变资本主义状况的希望,是导致其“异化”的支配法则。马克思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并未单纯拘泥于向工人阶级展开道德说教,而是阐发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及对人的解放的可能性的扼杀,继而依据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设计出来行之有效的阶级斗争的方案和策略,其中贯穿着马克思的辩证法。

  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第一个发现了通过宗教植入人类头脑中的异化自然,黑格尔则是第一个揭示了异化劳动概念的人,只不过黑格尔的异化劳动局限于唯心主义领域,特指精神活动的异化,未强调实践活动的异化,而后者在马克思看来才是人类异化的基础。马克思作为集大成者,对异化概念进行了全面综合,既涉及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又关系到伊壁鸠鲁关于人与自然的异化[2]258。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就此论评说,马克思在伊壁鸠鲁处洞见了非决定论的唯物主义,借助辩证法吸收它、改造它,其中也包括对黑格尔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19世纪进化科学的批判性吸收和改造。伊壁鸠鲁发现了人与自然的异化,黑格尔揭示了人与自身劳动的异化,马克思立足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整合这些观点的同时,融合李嘉图的经济学、李比希的化学、达尔文的进化论,发起了一场哲学革命,指向超越异化、生态关系和谐的生产者联合起来的社会[2]28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发展异化劳动概念而闻名于世,马克思在其中系统阐释了异化劳动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劳动者之间的异化。具体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异化。工人的劳动转化为劳动产品的过程,马克思称之为劳动的对象化。诡异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反而越贫穷,且随时面临剥夺劳动权利的风险,马克思把劳动对象化过程中对象的丧失和工人被对象(资本)奴役的现象叫作异化劳动。工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对一个异己对象的关系,工人在劳动中耗费力量越多,其亲手创造出来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大,其内在世界就越贫乏,其所占有的劳动产品就越稀少。劳动的对象化不仅意味着工人劳动的外化,而且意味着劳动成为不依赖工人、在工人之外存在的、与工人相对立的独立力量。在劳动对象化的过程中,自然界不仅为劳动加工提供了生活资料,而且也为工人本身提供了维系生存保障的生活资料。马克思从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异化推导出异化自然。他说工人越是通过劳动占有“感性自然界”[3]48,越是在如下两个方面丧失生活资料:首先,自然界不再为工人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其次,自然界不再为工人提供生存意义上的生活资料。工人为了获得生存资料和劳动资料,最终沦为自身劳动对象的奴隶。

  第二,劳动者与劳动过程(劳动活动)的异化。首先,劳动不属于工人的本质,是外在于工人的东西。只有在劳动之外工人才是自由的,在劳动中工人是不自在、不舒畅的,备受肉体和精神双重折磨,工人的劳动属于“被迫的强制劳动”[3]50。劳动的异己性表现为“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3]50,“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3]50。结果是唯有当工人运用吃、喝、生殖等脱离人其他生活领域成为终极目的的动物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于是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同工人与自身劳动产品的关系一样,工人与自身劳动活动的关系也是一种异己的关系。在此,“活动是受动;力量是无力;生殖是去势”,工人的体力和智力,工人的整个生命,“是不依赖于他、不属于他、转过来反对他自身的活动”[3]51。马克思强调这是一种“自我异化”。

  第三,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的异化。从实践上讲,马克思指出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从理论上讲,马克思声称以上这些东西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人的类生活在于其靠无机界生活,人的普遍性表现为其把整个自然界作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对象及工具,自然界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避免死亡而必须与之持续不断产生交互作用的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同自然界相联系,其实就是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52。马克思从异化劳动推及异化自然,他认为异化劳动不仅导致自然界同人相异化,而且导致类同人相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结合异化劳动来分析异化自然是马克思生态观的出发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生态观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生态危机创新解读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分开来,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基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人的生命活动作为人的对象是自由的,但是异化劳动消解了一切,人的类本质被改变,人的生命活动沦为维持生存的手段。人在改造对象世界(无机界)的过程中证明了自己是能动的类存在物,通过这种能动的生产生活,一方面自然界表现为人的作品和现实;另一方面人的类生活对象化,劳动对象化,然而异化劳动剥夺了人的类生活,剥夺了人的现实的类对象性,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掳走。如此一来,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

  第四,劳动者之间的异化。人同自己的劳动对象(产品)、自己的劳动过程(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人相异化。凡适用于人对自身的劳动对象(产品)、对自身的劳动过程(活动)、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均适用于人对他人的劳动对象(产品)、对他人的劳动过程(活动)、对他人的关系。当人与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也与他人相对立。马克思强调人对自身的关系唯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能够得以实现与表征,因此说,人同自身的异化取决于人同他人的异化。

  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界说与阐释在相关理论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无疑是全面完备的,作为阶段性的重要成果,马克思异化劳动说的突破与创新在于:首先,实现了对黑格尔异化劳动说的补充与发展;其次,由异化劳动推及异化自然,将异化自然纳入异化劳动,开拓了异化的空间。异化劳动与异化自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每每紧密关联。自然无论作为生活资料的一种结果,还是作为生命活动的一种结果,都对人呈现出了实践的意义。人通过实践与自然建立了历史性的联系,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作为人类的延伸来被对待。“异化”在马克思的学理论证中被赋予了丰富内涵,它既是人对自身劳动对象(产品)、劳动过程(活动)的异化,又是人对自然关系的异化,也是人对他人关系的异化,集自然维度、历史维度、社会维度于一体。

  二战是资本主义的重大分水岭,二战后的休养生息不但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而且导致新现象层出不穷,需要新的危机理论和关于阶级激进主义的理论作解释支撑,形形的马克思主义于是顺应时代召唤粉墨登场。

  二战结束后,配合战争需要建立的庞大的生产能力转入和平用途,经济复苏、生活水平改善让直接的阶级斗争变得隐匿起来。在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表述明显出现差别,缘其面对的是一种陌生的资本主义现实,一种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预见的现实。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具批判性的力量,法兰克福学派崭露头角,意图打破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是天堂的“虚假意识”。法兰克福学派所以能够正视晚期资本社会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原因在于二战爆发前其研究已经从法兰克福迁移至纽约,保留了第二国际消亡时幸存下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残迹。

  受马克思影响,卢卡奇倡导工人阶级首先认识自身的异化,并提出“物化”概念,卢卡奇关于“物化”概念的使用将异化劳动扩大至意识领域,用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表征。卢卡奇敏感地意识到二战后工人阶级自觉的激进力量衰落,凡其指称衰落的地方,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均采纳了“个体的人衰落”的具体概念形式实现了对马克思理论的改变。本·阿格尔考证个人自主性的衰落始于早期垄断资本主义,个体的人沦为符合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被驯服的消费者。日益衰落的个体的人及其被控制的意识是资本主义进入发达阶段各种社会力量重新结合的结果,这种个体的人无法识别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为人的心理成为日益重要的政治结构创造了条件,本·阿格尔认为霍克海默、阿多诺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为资本主义支配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基础[1]230。马尔库塞其后在把“异化”概念拓展为“支配”这一更大范畴的过程中作出了实质性的深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是极权主义的,取决于其生产和消费所固有的支配结构本身,对人的行动、情感、思想实施全面控制。

  对人的支配是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以此为起点该派开启了振聋发聩的工具理性批判。“工具理性”作为一概念首先来自于马克斯·韦伯的系统论述。韦伯指出,工业化的社会生产追求快捷,需要以专注效率为特征的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可以将手段和目的区别开来,而手段和目的的分离是工业文明压倒一切首要考虑的事情。法兰克福学派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支配”和“工具理性”两个概念完成的。本·阿格尔认为“支配”是人为资本主义社会表象蛊惑所形成的虚假意识对自身实施的异化,“工具理性”是“支配”得以实现的框架[1]234。为效率精神和技术能力所驱使的人的消费只能算作为获取支配物的一种消费,远超过舒适生活方式之需要。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工作动机因此附带了手段倾向,个体的人不是为了实现自我满足和自我幸福,而是在某种过度消费风尚推动下从事工作,期待相应的工资报酬。个体的人被支配盲目追求自身并非真正需要的商品,直接转移了其对自身在工作中被异化的关注力。法兰克福学派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个体的人的需求是虚假的,是个体的人被支配的特定形式,个体的人的消费和满足、生存的手段和目的被割裂开来,虚假需求不足以向忍受异化劳动的工人进行补偿。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的支配下已经过时,马克思本原意义上的“异化”发生质变,转化为一种心理学现象。

  工具理性批判一度风靡,但复归平静后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工具理性集中显现为一种否定理论,并未向满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提供切实有效的指导,克服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抽象概念化的倾向于是成为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努力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卢卡奇和科尔施认同并继承了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观点的话,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著述中,理论与实践逐渐脱节,这一点导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效用性往往遭遇诟病。法兰克福学派缘何这般?是显而易见的疏漏?还是有意为之的策略?不禁引人深思。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异化”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蔓延到经济领域之外,马克思的异化劳动已经无法有效描述新的现象。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强调垄断资本主义区别于市场资本主义的显著之处在于它向个体的人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意识形态层面的顺从感。此种“肯定的思维”的倡导,在阿多诺看来,是垄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最危险的成分,相应地,最合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支配的就是否定的哲学。阿多诺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充分理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的心理的危害及影响,主体和客体、个人和社会和谐一致的“同一性”于无形中实现了对个体的人的控制,误导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得天独厚的优越性,然而其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炮制出来的虚假幻影罢了,阿多诺称之为一种“魔法”[4]。受奥斯维辛集中营阴影的影响,阿多诺强调的“同一性”通过纳粹分子实现了,他坚决否定以上“同一性”,缘其往往以人类牺牲为代价。阿多诺否定哲学建构的目的与马克思不同,并非着力于描述未来的乌托邦,而是立足现实体验,将法西斯主义的非理性与晚期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连结在一起,揭示两者在依凭“同一性”扼杀个体的人的主体性方面并无二致,且虚假意识对人的戕害是先在于法西斯主义的。

  同阿多诺一样,霍克海默接续发展了“异化”概念。市场资本主义战胜法西斯主义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其目的不是为了避免战争附加的巨大牺牲和改进西方工业国家培植起来的民主传统,而是制造了新的支配形式,凭借技术和知识支配个体的人的意识和行动。霍克海默将对个体的人的衰落的解释与整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连结在一起,指出个人支配直接助长了工人阶级的政治冷淡。在新的支配制度下,自主性被剥夺,理性沦为一种工具。真理不再激发人的精神活动,缘其不具备基于技术层面考虑的实际效用和目的。理性被日益形式化了,已经演变成为世间可以实施的一系列技术操作,霍克海默认为这是人类在追求科学技术进步过程中的一种极端偏执的思想。受制度支配,关于理性、理想、现实的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明显区分开来。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理想和现实相对立,个体的人是自由的,理性的自主性决定了现实按照理想来塑造。相反,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后,国家干预和阶级冲突缓和根本改造了自由市场,现实被提高至理想高度,适应现实成为这一阶段理性的最大特点,理性适应支配的能力比理性独立分析的能力来得更加重要。

  霍克海默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即技术进步给予当代消费者的自由每每伴随着国家工业复杂现实所导致的情感和道德牺牲。今天表面看来消费者获得了更加广泛的消费自由,但实则却是其在适应消费商品所内蕴的技术进程中遭遇了一定程度的自由限定[5]70。中世纪,人依从绝对准则行事;现在,人从教条桎梏中解放出来,貌似完全自由以至于除其自身之外不再需要任何东西,然而事实是为了自我保存,为了支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人必须首先适应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先天具有盲目自然力的特征,结果人为物所控制。当代人消费选择的范围大大拓展了,但选择的增加不可避免地绑缚着其他社会条件的要求和压力,自由在此发生了质变。个体的人唯有通过“附和(echoing)”“重复(repeating)”“仿效(imitating)”少数统治权力所确立的秩序结构才能够生存下去,霍克海默称这是最古老的生物生存手段[5]100。同阿多诺一样,霍克海默也表达了团体之于个体的同化作用的严正抗议。在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保持并不断扩张自己对人的支配,其有目的统治必将使人成为没有自身目的的工具。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关于工具理性的批判明显受卢卡奇意识“物化”的影响,但其并不赞同卢卡奇对阶级斗争所怀抱的乐观主义态度。物化意识是虚假的,在卢卡奇看来,随着其本质的揭示终将被消除,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理性的工具化已经使人尤其是无产阶级丧失了思辨的能力,不仅无法对虚假意识作出正确判断,而且无法领悟马克思关于斗争历史使命的指向。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其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从培根《新工具》针对“启蒙”的看法说起,强调以实证主义为形式的启蒙是极权主义的。实证主义式的启蒙与历史无关,现实变成唯一的,且不能依据过去和未来的运动对其加以辩证分析,现实的统治因此被永恒化了。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为了将思想和语言从对现实的反映和复制当中拯救出来公然反抗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启蒙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每每晦涩难懂,此种行文风格从来不乏有意为之的倾向,如其所言,资本主义文明是野蛮的,“启蒙”不断被毁灭,“思想难免会成为商品,而语言则成了对商品的颂扬,那么,揭示这一堕落过程的尝试在被其世界历史后果彻底毁灭之前,就必须拒绝有关的语言要求和思想要求”[6]。拒绝现行准则是思想和语言避免被商品化的有效策略,是“启蒙”逆转倒退命运的反思性手段,是拒绝逻各斯体系的破坏方法。

  资本主义比马克思想象得富有弹性,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发展不仅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商品,而且同样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商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见的工人阶级面对经济危机采取反抗行为的可能性。所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不完全的”,远离了资本主义的当下现实。今天,生态危机作为继经济危机之后的第二次危机肆虐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不能不说是劳动异化、自然异化、消费异化共同使然的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以回应、探查、解决生态危机为己任,依循异化劳动轨迹,在深化异化自然和异化消费讨论方面均不乏突破和创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消费不是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附属品,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界限;同理,由于生态视域的浸入,“自然”不再是实证性的,而是被赋予了文化和价值意涵,凡此种种无一例外为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在生态文明时代生态关系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启示和实践指向。

  [1]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4-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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